“保险箱效应”与完美家庭幻想:中国本土儿童故事是如何讲述的?

《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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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子要变成人这个主题,不禁令人联想起小木偶匹诺曹想要变成真男孩的经典童话,或者是AI意图成为人类的当代电影,变为人形必然牵连出对于人究竟是什么、人际关系又是什么的认识,以及对所有努力最终徒劳无功的觉醒。然而在杨红樱的这则故事中,不仅这些部分是缺失的——可能作者认为小读者还意识不到这些问题,故事中人物的关系也显现出了一种如抽空实际经历般的和谐:被人类欺骗过的猴子仍然天真地称呼笑猫 “笑猫哥哥”,猫称呼它为“猴子弟弟”;笑猫和小伙伴仅仅通过“猴子是不能变成人的”“动物和人是不一样的”这一类说教之词,来让猴子放弃变人的尝试;结局也当然是皆大欢喜,猴子在被注射安眠药之后被送入大山,一切重归平静,毕竟“人是住楼房的,动物是住大山的,动物和人是不同的”。

宝葫芦不仅有报告模板,还有贴心地留出了发挥之处——不过写一个有求必应的宝葫芦,张天翼也顺便把空话套话形式主义讽刺了一道。小伙伴们对小主人公的报告大加“称赞”,还说大家听了这份报告准得鼓掌,原因讲出来也令人啼笑皆非:“反正只要有人上了台,在台上张了张嘴,你也得鼓掌……要不然,别人就得说咱们学生太没礼貌了。”张天翼曾讲过,要告诉孩子们“真的道理”,而不是“瞎想哄骗”。正因为如此,他笔下的小学生的语言,比“靠我一个人的力量不行,还要靠群众的智慧”更加真实动人。

“保险箱”里的儿童文学:童真与复杂可否兼顾?

在写给儿童科幻作家翌平新书的序言中,刘慈欣提到了儿童文学中常见的一种“保险箱效应”。该效应指的是故事主人公就像身处保险箱之中一般,无论遇到多么糟糕的经历,都会迎来光明的结局,拥有美好的未来,结局或未来总是“白胡子科学家老爷爷领着他们去逛的天堂”。 他更称赞的是一种能够突破这种安稳“保险箱”套路的儿童文学——能够解释世界的复杂与残酷之处,触及一些深刻的问题,比如真实世界与虚幻世界的关系、人工智能的伦理,而且在深刻认识之后仍为儿童保留着童心与好奇。

“保险箱效应”与完美家庭幻想:中国本土儿童故事是如何讲述的?

如果说让孩子阅读原汁原味的民间童话太有挑战性,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让孩子们接触到具有文学性或者说更体现真实人性的童话,而不是让他们依靠“保险箱故事”与完美家庭的幻想来度过童年呢?

此外,大头儿子的妈妈为何叫“围裙妈妈”也令人感到好奇。在动画片里,这个名称没有来历,她在第二集登场时大头儿子直接称呼她为“围裙妈妈”。如果说大头和小头是儿童动画中的昵称代号,那么围裙妈妈似乎也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仔细分辨,我们会发现这三个昵称与角色的类比关系并不相同:大头和小头,如同一般的儿童动画惯常做法——比如蓝皮鼠和大脸猫——漫画式地描摹了儿子和爸爸体貌特征,而围裙对应的显然不是妈妈的体貌特征,而是她“女主内”的劳动身份。此前《海的女儿》《小红帽》等经典童话因为“性别刻板印象”受到批评,与之相比,2018年仍在滚动播放的动画片《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以“围裙妈妈”的称呼默认“女主内”或许更值得怀疑,毕竟小美人鱼还有着自我奉献渴望爱情的经历,而观众可见的围裙妈妈的喜好和追求仅仅只有“紫色”(紫色的房子却又让她迷了路)。

童话故事的多种可能:血腥、性和更深刻的东西

民间文学家谭达先在《中国民间童话研究》中提出,民间童话应与文学童话区分开来,前者是幻想、怪异、虚构占优势的民间故事,是民间创作、口头流传的一类故事,而文人创作的童话并不在此定义中。也就是说,前文提到的“大头儿子”以及“笑猫”的故事都不属于民间童话,能够进入此行列的是真正流传于民间的故事。比如流传于江西的《老虎外婆》和流传于四川的《熊家婆》,讲的都是野兽扮成外婆要吃小孩、结果反被小孩捉弄的故事,因此被谭达先归为同一类型民间童话。很明显,这类童话比“大头儿子”和“马小跳”更为怪异及血腥;而较之《老虎外婆》,《熊家婆》的描写尤为细致恐怖:熊家婆先是把鸡吃了,吃鸡的声音是“辟卜辟卜”,接着又把洗得干干净净、要陪“外婆”睡觉的妹妹吃了,吃人的声音是“剥落剥落”,吃完了妹妹还把吃剩的手指递给姐姐看。上世纪1980年代鲁兵编选的儿童故事集《365夜故事》也收入了《老虎外婆》的童话,只不过经过改编的故事将恐怖的细节删去了,仍保留着光明的结局,小姑娘用智谋化解了险境、联合其他人把老虎外婆打跑,后来还编出歌谣总结了打老虎的集体主义经验,她唱道:“咱们人多力量大,咱们人多办法多,打死它这坏家伙。”

“保险箱效应”是一个有趣的提法,回看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符合这一判断的例子。儿童作家杨红樱的校园小说系列“女生日记”“男生日记”以及“淘气包马小跳”都曾在童书市场中引起广泛影响,她的“笑猫日记”系列尤其值得一提。该系列以一只会笑的猫的日记为线索,讲述了孩子与动物共同经历的奇妙事件,从2006年出版至今已有25本。有评论者将杨红樱的故事称为“令中国孩子喜闻乐见的、具有本土性与当下性的”作品,以区别于引进的儿童文学如“哈利·波特”系列(Harry Potter,英国作家J·K·Rowling著)、“鸡皮疙瘩”系列(Goosebumps,美国作家R.L.斯坦著)等等。

很难想象以上这样的童话会出现在今天的儿童故事集里。可以说,民间童话原本就不是写给儿童看的,其本来的面貌可谓千姿百态,没有什么“保险箱效应”的考量,充满了各色各类的人性与生命故事。但话说回来,与民间童话相对应的文学童话也并不一定就是单纯无趣的,或如安吉拉·卡特所说的“具有明确价值感的”,而是可以充满文学之美。前文提及的张天翼的童话中有着强烈的现实讽喻色彩,安徒生童话其实也是现代文学作品,与收集改编自民间的《格林童话》在艺术性上是非常不同的——人们可以轻易辨别出安徒生童话《白雪皇后》与格林童话《白雪公主》中人物与模式的区别:在前一个故事里,主角是普通的小男孩和小女孩,故事的线索是小女孩为了拯救男孩、祛除他内心的坚冰而甘愿冒险;后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王子和公主,讲的是他们如何饱经磨难、终成眷属。人们也可以感受到安徒生童话中超出一般民间童话的复杂感和悲剧意义,比如在《影》这篇童话里,学者的影子变成了人,学者宽容地将它放走,它游历四方、名利双收,最终娶到了公主,声称学者才是他的影子,还将学者处以极刑。人变成影子,影子变成人,人反而死于影子的威权之下——民间童话里搜集不到这样复杂的原型故事。

张天翼 著

记者 | 董子琪

鉴于《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是一部针对低幼儿童的动画片,对爸爸妈妈以及周遭世界进行简化处理的做法可以理解(也是一种“保险箱效应”)。但问题在于,动画片里一些改编自原著中妈妈篇目的内容,明显存有着妈妈对儿子的情感印记。动画片里屡次出现找妈妈的主题,第一集就是帮助小鸽子找妈妈,之后还有帮助小孤女找妈妈的情节。即便如此,为与其他集保持一致、强调父子之间的联结,动画片坚持将妈妈的情感弱化成为家庭温情的背景——这似乎形成了一种文本裂隙,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一起“找妈妈”,可妈妈却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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